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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围小说网 > 现代文学 > 铁与犁 作者:余杰 | 书号:12913 时间:2015/5/19 字数:94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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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零五年冬季的一天,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的一间教室内。一个清瘦矮小的中国学生,与他的日本同学一起上微生物课。提前下课后,教师用剩下的时间放映![]() ![]() 在日本军队胜利进军的画片中,出现了一群衣衫褴褛的中国人。其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解说称是俄国的侦探,被绑在中间,准备砍头示众,周围有许多体格健壮而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兴高采烈地围观同胞悲惨的死亡。 在观看幻灯片的时候,日本学生不时发出哄堂大笑,也有人大声议论说:“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 这名唯一的中国学生沉默着,那些画面和那些议论像针一样刺穿了他的心。 这一天晚上,在异国的天空下,在彻骨的寒冷中,青年周树人彻夜未眠。 “幻灯片事件”完成了从“周树人”到“鲁迅”的转变,因而成为中国新文化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 在二十世纪之初的留学日本热 ![]() 后来,鲁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那一代人当中,许多人都有果类似的经历。他们是到了日本之后才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当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成功之后,成千上万的中国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都远赴日本留学和考察,他们把日本当作向西方学习的桥梁,到日本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政治领袖,还是梁启超、鲁迅这样的启蒙先驱;无论是秋瑾、陈独秀这样的革命 ![]() ![]() ![]() ![]() 中国学生 ![]() ![]() 美国汉学家詹森认为,中国学生到日本的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作者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 ![]() 孙中山曾经十分形象地讲过,对辛亥革命作过重大贡献的有三部分人,一是华侨,二是留 ![]() ![]() ![]() ![]() ![]() 从历史上说,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热 ![]() ![]() 中 ![]() ![]() ![]() ![]() 在《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中,已经有了对日本的比较详细的记载,此记载比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早了四百年左右。以后在中国的官修正史中,大都列有日本传。 从隋唐时代开始,日本皇室为汲取唐王朝的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多次派遣使团到中国来访问。从公元六三零年到八九四年,从日本到达长安的遣唐使团就达十三次。初期的使团有两百五十人,后期则有五百人,最多时候多达六百多人。在遣唐使中出现了许多为中 ![]() 以奈良、平安时代的律令制为代表,日本的许多制度文化都是仿效中国而来的。从大化革新到德川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政治、社会体制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 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多数日本人的行为规范。从日本最早的学校寺子屋到幕府末期的藩校,所用的教材几乎全是中国的古典著作。《论语》、唐诗对上层日本人而言,已然成了日本自己的古典文化。 在江户时代,朱子学说成为当时的正统思想,被视作“国学”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中国思想也影响到一般民众,中国的古典世界同时也成为日本人的知识宝库。朱子学说不仅 仅被视作中国哲学,而是被看成一种世界观。 日本历史学家安藤彦太郎在《中国语与近代日本》一书中指出:“明治以来,日本一方面看不起现实的中国,另一方面对古典世界中的中国甚为尊重。这种分裂的中国观起因于日本自古以来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近代以前的中 ![]() ![]() ![]() ![]() 近代第一个自觉地把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当作老师来看待的知识分子是黄遵宪。一八七七年,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同清国首任驻 ![]() 黄遵宪在《书成志感》一诗中说:“千秋鉴借吾 ![]() ![]() 一八八八年秋,黄遵宪带着《日本国志》稿本北上入京。当时,总理衙门章京袁昶看了之后,认为此书“翔实有体”赞赏不已。然而,黄遵宪很快被任命为驻英参赞,后来又转任新加坡,没有机会留在国内从事他的政治改革计划。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真正认识到明治维新的意义和价值,却是在甲午战争惨败之后。 当时,两江总督张之 ![]() ![]() 对于 ![]() ![]() 在战局无法挽回的情况下, ![]() ![]() “眼前曾是伤心地,一到维舟万感集。逾百年来多少事, ![]() ![]() 甲午一战,中国陷入崩溃之边缘,而日本一跃为亚洲第一强国。《马关条约》之割让国土,使得台湾沦丧长达半个世纪;赔偿巨款,使得清廷财政濒于破产。相反,日本得到台湾,使之成为侵略中国大陆的跳板;获得巨额赔款,乃兴办教育、振兴军备,犹如再次注入一针奋兴剂。两国的近代历史由此改写。 参与谈判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是老朋友。在正式谈判开始前,伊藤询问道:“早在十年之前,我在天津访问的时候,就与阁下谈到了改革的事宜,为什么直到现在贵国还是没有一点改变呢?” 李鸿章回答说:“当时我听到阁下的观点就深表佩服,并且对阁下在日本推行的改革深表羡慕。然而,我们国家的传统包袱太重,很难推行改革。十年过去了,一切依然如故。我对自己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到惭愧。贵国的士兵和军官,按照西方的方法训练,战斗力很强;贵国的政治,也呈现 ![]() 甲午战争的悲惨结局、洋务运动的破产、以及由无能的统治者带给国家的 ![]() ![]() 学者、官员和绅士开始在各省各大城市提出修改儒学为基础的教育课程;各地精英学子组织的学社,在此期间如雨后 ![]() ![]() ![]() ![]() 这场改革很快由地方向中央推进。维新派知识分子选中了刚刚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作为他们心目中的“明治天皇” 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研究,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写下了《日本变政考》。康有为分析说:西方经过五百年才实现的近代化,日本仅仅通过二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速度之快全球从来没有过。明治维新成功以后,日本向北方拓展开发虾夷,向南方派兵灭亡琉球,向东方出师威胁朝鲜,向西方遣将夺取台湾。日本已经成为一个能够与欧洲的德国和法国相抗衡的世界级的强国。中国要想免于灭亡,必须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 一八九八年五、六月间,康有为将此书呈送光绪皇帝。光绪皇帝认真阅读此书,毅然决定变法图存。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 ![]() ![]() 然而,中国没有自己的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中国只有一个性格软弱的、权力有限的光绪皇帝。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保守力量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一艘大船要想 在一个小河湾里调头,一定比一艘小船困难得多。 一八九八年九月,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以非官方身份来中国考察改革情况。许多维新派人士希望利用他的影响力推进中国的变法。英国传教士、京师大学堂西文总教习李提摩太甚至奏请光绪皇帝,建议任命伊藤博文为中国首相。 九月二十 ![]() ![]() ![]() ![]() ![]() 中国还是没有觉醒过来,这头狮子只是伸伸懒 ![]() ![]() ![]() 两年以后,中国又遭受了一次更加沉重的打击。这一次参与打击中国的依然有日本在内。在由义和团运动所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最冷血和最残暴的军队是日本军队。 当八国联军占领被 ![]() 这一次,李鸿章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条约签署之后仅两个月,他便在北京贤良寺咳血而死。李鸿章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事业,拍着 ![]()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评论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作为晚清洋务派最杰出人物的李鸿章尚且如此,难怪梁启超要感叹说:“念中国之前途,不 ![]() ![]() 戊戌变法的失败,并没有打碎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热情,日本依然是光芒四 ![]() 晚清重臣张之 ![]() 日本是一个现成的老师,日本也是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的桥梁。到日本去留学,确实如张之 ![]() ![]() ![]() 日本人以对十九世纪知识资源的充分了解,以作为亚洲代表的特殊形象所具有的强烈而不无 ![]() 世纪转换之后,日本人为中国及其他亚洲学生提供了比书本知识更多的东西。日本也是一所生活方式的大学校,在日本,中国人能学到现代世界文明公民应有的社会习惯。正如梁启超所说:“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 中国留学生在横滨、神户或长崎一登岸,就急急忙忙剪掉标志着政治和文化 ![]() ![]() ![]() ![]() 初到日本的中国青年,一般都会经历一段“文化震撼”的心理过程。如何适应一种更加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如何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民族尊严,是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必须面临的难题。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留 ![]() ![]() 一八九七年留 ![]() ![]() 当时担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是积极推行新政的地方大员。袁世凯制定了派遣官员到日本游历的具体措施,其中明确规定:“实缺州县人员,除到任已久、未便令离职守外,其余新选新补各员,未到任以前,酌给津贴,先赴日本游历一个月。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 ![]() ![]() ![]() 二十世纪初,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遍及各个方面:中国的教育、军事、察警和监狱系统、法律、司法和宪政改革,都是以日本为榜样。 一九零五年,随着日本在 ![]() ![]() ![]() 在此后关于立宪的讨论中,日本模式成为首选。一九零六年,李提摩太声称:“北京可能注视着东京,很明显,日本对中国十八省的影响在不断地扩大,日本的旅游者、商人、教员、军事教官,在帝国无远弗至。中国贵族和统治阶级成千上万子孙在日本受教育,回国后按在日本所学,依样画瓢。” 一九零七年, ![]() 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文化输出国。从一九零一年到一九一二年期间,从各种语言翻译成中文的五百三十三种著作中, ![]() ![]() 二十世纪初日本对形成中的中国文化冲击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几乎在当时中国人关心的每一个领域, ![]() ![]() 源于 ![]() ![]() 可以说,中国人从日本人那里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更广阔世界的某些社会习俗,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某些内容,某些历史和政治,以及哪怕是作为旁观者的某些感情上的进步、决心和自信。 在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里,中国是一名热忱的学生,而日本却是一个居心叵测的老师。在日本国内固然有不少热爱中国、支持中国进步事业的人士,但就日本府政和大部分日本人而言,他们并不希望中国迅速走上一条跟自己一样的强国之路。日本刚刚萌芽的军国主义者们发现了中国的虚弱,而这种虚弱 ![]() 一八九八年,日本政治家近卫笃麿创立了东亚同文会,四十年之后,该校被升格为大学,这就是今天日本爱知大学的前身。该校还曾经在上海开设名为“东亚同文书院”的学校。该校把重点放到中文学习上,毕业生有访问中国一年、撰写调查报告的机会。后来,这些调查报告被汇集成《支那经济大全》,被视作是中国社会和经济调查的范本。但是,这些文化交流工作,背后都有日本官方“大陆政策”的阴影。许多项目都受到军部的资助,军部 ![]() 清代末年,被派遣到日本考察的直隶省官员王桐龄在《日本视察记》中指出,日本以东亚盟主自居,竭尽全国上下之力,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历史、地理、文学、美术、实业、军事、交通等各个角度,分门别类,对中国国情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著作。其中,《汉文大系》、《支那省别全志》等书,每套皆有数十册,每册则有数十万字。王桐龄认为,日本学者严谨的学风和搜集资料发方法固然值得学习,但中国也要对日本的侵略野 ![]() 从十九世纪末直到抗战前夕,日本的士官生们利用假期纷纷来中国做社会调查。这些调查活动其实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准备工作,得到了 ![]() ![]() ![]() 在清代末年和民国初年,日本帮助中国培训军官、现代教员和府政行政人员;同时,日本还为中国提供许多受过高级训练、富有经验的人才来源。当然,日本所做的这一切并非出自天真的利他主义或者报答中国在历史上曾经给予日本的恩惠。相反,日本有着极其狡猾的国家利益的考量以及长远的渗透策略。 一八九七年出任日本驻华公使的谷野文雄,在中 ![]() ![]() ![]() 显然,日本当局对中国的“友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副野心 ![]() ![]() 谁会想到,邻居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面隐藏着血盆大口呢?谁会想到,朋友的甜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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